高先生追思會
出席了. 拍照了.
一張是高英軒和高士軒致詞.
一張是場刊.
一張是晚上與張大春, 李黎, 初安民等到'面對麵館'吃飯,
張大春即席寫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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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將軍的最後一場硬仗
去年的農曆大年初一, 大約下午三點多, 我照例從香港打電話到台北向高先生和高太太拜年; 「高大哥, 新年好! 祝你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我照例說。
電話那頭, 高信疆先生頻說謝謝, 笑得很開心, 但敏感的我依然察覺到笑聲已經不如去年開朗。
還好吧? 我問。在北京一切順利嗎?
高先生近年主要居住在北京, 到了年節日子, 當然回家, 但此前兩個月我們在北京見過面, 那時候高先生說過身體有點不太舒服, 已經減少喝酒了, 可是,仍然抽煙。 他有太多朋友了, 來自兩岸三地四面八方, 幾乎從早到晚都有人前來找他吃飯聊天, 向來好客的他不愁寂寞, 但亦為此付出精力和時間, 有好幾次, 他對我感嘆有點吃不消, 故每隔一陣子便把手機關掉數天, 算是「閉關靜養」。
這幾個禮拜在北京沒有胃口, 吃不下飯, 勉強吃下去便想吐, 瘦了許多。 高先生在電話裡說。 過完年, 一定要去檢查了。
高先生的癌病就是這次檢查發現的。 過年後兩個月, 我打電話到台北跟他聊天, 他把病發始末像說故事般對我說得仔細清楚, 還邊說邊笑, 很能從說故事中尋得樂趣。 他顯然是個愛說故事也愛聽故事的人, 喜的悲的, 別人的自己的, 都愛。
如果我沒記錯, 高先生是這樣說這個故事的: 過年時他與李敖吃飯, 李先生見他劇瘦卻仍未到醫院檢查, 調侃他道「你的文化意識是21世紀的, 但你的健康意識仍然停留在18世紀, 太可笑了」; 說畢, 掏出手機打電話到和信醫院找相熟的醫生朋友, 立即安排高先生前往檢查, 並且代付十萬元體檢費用, 作為送給他的「過年禮物」。
檢查結果: 末期大腸癌, 癌細胞並已擴散到肝。
往下便是化療程序了。
大約每隔三四個禮拜我會打電話到台北找高先生, 聽他邊笑邊說「治療故事」。 真的是邊笑邊說, 電話裡的聲音, 沒有太多的傷感, 反而像在寫他昔日鼓吹的「報道文學」般用盡各式細緻詞彙來描述過程細節。 例如他說, 化療就像戰爭, 先是空襲, 派飛機從高空投下炸彈, 把癌細胞轟個頭昏腦漲; 然後是搶灘登陸, 派遣戰車和軍隊攻上灘頭, 建立陣地, 跟癌細胞面對面作戰; 再來是巷戰, 士兵在大樓和小巷之間不斷巡邏搜索, 務求把敵人殺光, 不放過半個。 記得廿多年前讀過一篇談論高信疆傳媒生涯的雜誌文章, 標題大概是「失掉了戰場的將軍」, 當時我替高先生的事業波折頗有感慨, 然而廿多年後的此時此刻我卻感覺, 跟此前相此, 抗癌之役才是高信疆這位大將軍所須面對的最嚴峻戰爭, 這是一場大硬仗, 他必須冷靜應戰, 也沒法不冷靜應戰。
高先生是夠冷靜的, 而且樂觀, 他甚至自豪於能夠經常把醫護人員逗笑。 他說做化療的日子, 有時候要躺在床上把四肢往外張開, 這是「基督教文明」的具體展現, 有如上了十字架; 有時候則須把手腳緊緊併攏, 方便移動病床, 這是「埃及文明」的身體語言, 他變成木乃伊了。 高先生用如同小孩子被老師稱讚的語氣得意地說, 醫護人員極欣賞他的幽默感。
高先生就是這麼一位懂得悠然自處的人。 他當然有發火的時候, 也有抑悶的時刻, 但不管順境逆境, 他都為自己在心底豎起一把理想標尺, 努力朝此邁去, 然後, 替自己打分數。 曾有一次跟他談及「性格決定命運」之類話題, 高先生說, 不, 家輝, 對普通人來說「性格決定命運」可能是對的, 但對我們這類人, 應該是「理想決定命運」, 我們相信的, 我們信仰的, 我們就去做, 義無反顧。
用長居北京的八年為例吧, 到過高先生家裡的人都知道, 屋內堆滿書籍和電影光碟, 他替中國大陸和台北的一些企業做顧問工作, 但絕非吃老本, 而是不斷汲取新知識和新理念, 把別人交付到他手上的案子做到最好。 而在此八年, 高先生也培養了一項新習慣: 陪太太朗讀聖經。 高太太柯元馨乃虔誠教徒, 高信疆雖仍未全心投入信仰, 但在太太的勸告和要求下, 依然每天三次---早午晚---透過北京和台北之間的長途電話陪她讀經。 曾有一夜在北京我和高先生喝酒到十點半, 他瞄一眼手錶, 道, 要回家了, 元馨在等我的電話。 我隨同高先生回家, 坐在書桌前, 親眼看他拿著電話筒一句句頌讀經文並夾雜呼喊「阿門!」和「感謝主!」, 聲調如此溫柔和善。
待他掛上電話, 我問高先生, 你是不信神的, 這樣讀經會否令你覺得很不自在?
沒辦法, 你愛一個人, 便也要愛她選擇的事情。 高先生合上聖經, 點燃香煙, 在煙霧裡緩緩地、認真地說。 而且讀經久了, 我也找到了一些趣味, 經文裡有許多歷史和神話, 給我許多啟發。
高先生總是「元馨」前「元馨」後的, 病前如此, 病時更是。 高先生的第一階段化療頗為順利, 癌細胞有日顯的消退跡象, 各種健康指數亦漸好轉, 故他對治療充滿信心; 有一回他還笑道, 有一位同齡的朋友去探望他, 拍了照, 僅看照片, 還以為對方才是病人。 然而進入了第二階段化療, 不知何故, 形勢逆轉, 癌細胞急速「反攻」, 令他全身, 尤其右肩部分, 疼痛無比, 唯有依靠注射嗎啡鎮住; 大將軍有了逐漸敗退之頽勢。
去年十二月我到台北看望高先生, 他躺在和信醫院急診室的病床上, 頭髮掉光了, 但笑容仍是開朗的, 細述治療的轉折過程, 仍像說著傳奇的「報道文學」, 直至說到肉體之痛, 高先生忽然眼睛泛紅道, 每當痛到受不了, 我便回憶跟元馨的約會過程, 去哪裡看第一場電影, 第一次在哪間餐廳吃飯, 第一次牽手, 第一次接吻….想到這些, 身體便舒服得多。
高太太坐在病床旁邊, 聽著, 笑著, 偶爾說一句, 感謝主。
今年五月一日是高信疆和柯元馨首度約會的「四十三周年紀念」, 高太太記得, 高先生也沒有忘記, 因此在那天高太太特地買了一個蛋糕到和信醫院606號病房以示慶祝, 儘管高先生已經處於半昏半醒之間, 沒法進食了, 但於醒來之際見到蛋糕, 仍然精神一振, 輕聲說了一句「好漂亮」。
四十三年前的五月一日, 高信疆約柯元馨同遊新店碧潭, 事前明明說好還有其他朋友, 但高先生暗中囑咐朋友們提早一天出發, 好讓他有機會跟柯元馨獨處。 柯元馨問他, 咦, 其他人呢? 高信疆回答, 他們昨天已經來過了, 今天就只有你和我。 為了應付這場約會, 高先生典當了一條衭子, 換來十五元, 他把錢都花在跟柯元馨吃飯、吃西瓜、買雨傘上面了, 而後來, 有了一個家庭。 今年二月中旬, 高信疆受浸成為教徒, 站在病床邊, 高太太談起此事, 一直眯起眼睛, 笑。
我是五月二日早上從香港飛往台北探望高先生, 他仍然處於半昏半醒狀態, 昏睡時, 眼睛半閉, 對外界似乎已無知覺, 但當偶爾轉醒, 半張著眼睛, 嘴唇抖動, 彷彿想說些什麼。 教會的弟兄姐妹來看他, 高先生說了一句「對不起」, 他的二兒子高英軒解釋, 父親一定是疚歉於沒能以最得體的儀容招呼訪客; 高先生還勉力抬起左手撫摸了一下自己的頭皮, 他忘記了髮已掉光, 那只是慣性的梳髮動件, 他向來要求自己以最佳姿勢面對別人。
張大春也來了, 他踏進病房時, 高先生睡了, 不久, 突然轉醒, 肯定是看見了我們, 眼神忽然變得激動, 同時把雙手伸前, 我和大春趕緊握住他的手掌, 他亦用力握了一下, 是的, 確是用力, 而那已是他所能使出的最大和最後的力氣了。
下午四點多, 我向昏睡中的高先生道別, 沒料到他竟有反應, 睜大眼睛, 輕動嘴唇, 說了一聲「你來了?」。 我和高先生對看了五分鐘, 他很明顯是很想說話, 嘴唇一直動, 但發不出聲音, 良久才說出一句「謝謝」。
我用力握著他的手, 回道, 高公, 應該是我謝謝你才對啊。
五月五日, 我早已回了香港, 晚上十一點四十三分, 手機響起, 我沒接到, 稍後查聽錄音留言, 是高太太的聲音: 「信疆已經在九點廿四分安息了。」
高先生的「元馨」代他向人間宣佈了戰事終結; 大將軍從此離開戰場, 該打的仗, 已經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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