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0.2009

人地相宜



人地相宜——淺析香港的「土地意義重整運動」


假如時事新聞是一齣可被隨意控制的DVD 長篇劇集,且讓我們按一下手上的遙控器,把片段倒流設定於9 月18 日的那個時間點,場景是中文大學:唐英年於演講後回應提問,當有人問及關於菜園村的收地爭議,他擠起例牌笑容,結結巴巴地覆述「興建高鐵是為香港整體利益着想,所有人都應該協調配合」之類例牌答案,但在過程裏,把「菜園村」錯說成「草園村」。

坐在他身邊的蔡子強是一位耿直君子,坦率地糾正他的語誤,然而語音未落,唐英年司長再度誤「菜」為「草」,令蔡先生一時之間不知道應否再度糾正,表情略有尷尬。

從細處看,這場景可以只是演講裏的一段小到沒法再小的詼諧插曲,枝節末流,笑過即算,若往大處看,見微知著,我們難免暗暗懊惱,怎麼一位司長連一個近來這麼重要這麼關鍵的地名亦沒法記住,在他心裏,到底有沒有這條村的位置、有沒有村內居民的重量?是否在高官的眼裏,任何村落甚至任何空間都只是其「N 大建設」藍圖上的一個小圓點,只要喜歡,只要高興,大筆一揮,畫幾條直線橫間,即可憑藉「發展」之名把圓點左遷右拆?在高官的眼裏心裏,到底有沒有「人」這個字?

或許正因根本沒把「人」放在眼裏,高鐵方案打從開始即沒認真對村民進行聆聽、游說、溝通,即如菜園村關注組在回應聲明所指,「菜園村逼遷問題源自行政當局對新界鄉村非原居民社群的漠視,把他們當成可以隨便驅趕拆遷的二等公民。廣深港高速鐵路在刊憲前,政府只跟被原居民壟斷的鄉事委員會磋商,將車廠選定在石崗菜園村興建,被逼遷的菜園村非原居民卻一直蒙在鼓裏,連最起碼的資訊也缺乏(現方案只有非原居民被逼遷)。這種不平等待遇,是日後菜園村民激烈抗爭的重要原因。」是次菜園村抗爭的總口號是「不遷不拆」,背後展現的恰恰是行政官僚所一直沒法了解或即使了解亦不願認同的生活價值,那就是:人與土地的依附共存。人,生活在土地上面,每天24 小時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跟土地進行對話,土地絕對不止是只供買賣流轉的「空間」(space) ,而更是被灌注了個人意義的「地方」(place),唯有認同這點道理,行政官僚在開展任何所謂規劃以前才會把人及其跟土地之間的對話內涵盤算在內,反之則只把所有規劃流程化約為「有待解決的技術問題」,只重「價格」,不問「價值」,終令「價格」與「價值」赤裸裸地對抗相爭,煮鶴焚琴,兩害雙輸。

這當然不是什麼抽象的哲學思考而具體的實踐結果。

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近著《氣候變遷的政治》裏論及蔓延全球的新社會運動,清楚指出「人地相宜」的價值觀是過去20 年的復興產物,其有兩大實踐源頭,一是風起雲湧的綠色保育潮流,另一是殊途同歸的身分認同政治,兩者互相衝激碰撞,驅迫現代人重新思考生活與土地之間的共存意義。土地,是腳下踏足之所,是實實在在的起動原點,亦是生活意義的承載和創造場域,任何對土地的冒犯便是對人的冒犯,同理,抽離了人而談土地,意義亦不存在。

香港的新社會運動並未自外於全球洪流。遠的不說,過去數年,在香港出現的一連串社會抗爭皆跟「人地相宜」有着深刻而直接關連,從保護維港到守衛利東街,從哭喊天星到憤怒皇后,從呼喚一間舊戲院到哀悼一座舊街市到想像一片西九龍,愈是跟土地相關的荒誕官僚作業愈容易激發吶喊情緒,也愈得到年輕世代的動員支持。且看數天前的「千人怒撐菜園村」,現場有七八成是20 來歲的年輕人,儘管他們可能一輩子從未耕過半分鐘田甚至根本不分辨果菜品種,但他們已經懂得並且珍惜土地的生活意義,不再天真地把「價格」直接等同於「價值」。(我常直覺懷疑年輕人的「土地意識」或跟愈趨頻密的街頭遊行頗有相關,甚至亦受愈來愈多的「行人專用區」滲透影響。唯有慣於把腳踏在馬路之上,才會感受到土地的實在意義。Take back the street,土地不止可供匆忙路過,亦可供緩慢地蹓躂使用,可用來遊戲、抗爭、生活,建構自我意識。這是另一個有趣的分析題目,有機會細論。)「人地相宜」的實踐行動除了反映於菜園村抗爭,其實亦隱約現身於其他議題之上。如果菜園村事件象徵着「村民與土地」的價值辯論,中產階級對於高昂樓價的焦慮吶喊便是「住民與居所」的自主爭奪,至於號稱建構什麼什麼「N 小時生活圈」的高鐵計劃則將牽動「香港與大陸」的關係重組;這三項近來最受關注而且緊緊相扣的社會議題無不涉及香港特區作為「一個地方」的多元意義詮釋。是的,近數年來的一波新社會運動或可稱為「土地意義重整運動」,它遍地開花,卻又源於這樣的核心思考:土地不僅僅是商品,它不僅僅有價格,更有意義。

至今為止,這樣的思考方式仍然沒法被政治黨派或行政官僚所妥善應對、吸納。後者一直在「價格漩渦」裏深陷打轉,故難在「人地相宜」的意義立場上跟新世代展開對話;前者則仍被困限於「有普選,or 冇普選?」的舊政治生死對決力場之內,面對新世代,竟是如此蒼白無力,因此也公平地愈來愈難得到新世代的效忠支持。

就社會運動的性質而言,香港是「成熟」的社會,而且奇怪地,愈是年輕,思維愈是「成熟」、愈能貼近全球趨勢。反而常以「我也曾年輕激進過」為榮的政治人物和行政官僚似皆鈍化,眼中除了dollar sign, 沒有其他——他們還連「菜」和「草」都分不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