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抗爭也成為集體回憶

中環天星碼頭拆遷重建在即, 最後一夜, 月暗星昏, 但有十多萬人湧到碼頭前面憑弔憶舊, 閃來爍去的鎂光燈把天上繁星移植到水泥地上, 創造了一幅足讓長久追記的動人畫面。
這畫面難免令人聯想到猶太裔德國哲學家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於廿世紀初所曾感嘆的一句名言: 現代人的感動, 與其說在於「一見鍾情」(love at first sight), 不如說在於「最後鍾情」(love at last sight)。

本雅明的感嘆本意當然不止於嘲諷。 他當時旅居巴黎, 目睹「資本主義盛世」(high capitalism) 如一列火車轟轟烈烈地往前奔馳, 在不停滾動的車輪下, 多少建築、幾許文物慘遭拆卸, 由此在人們心底勾動了非常曖昧的情緒: 一方面, 在所謂現代化的大潮下, 汰舊換新似是天經地義的硬道理,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新舊之間彷彿勢成對立; 然而, 另方面, 時代的變化速度愈是激烈不居, 愈易驅使人們汲汲從昔日的歲月裡尋找安定的心理依歸, 在這意義上, 「發展」和「懷舊」有如一對怪異的雙生子, 一個把腳步向前, 一個把眼睛望後, 資本主義的貪婪替自己播下了抗爭的種子, 它, 製造了自己的敵人。
這是本雅明對於時代的預見, 身為左翼理論家, 他在邏輯辯証法上立論, 點破了資本主義的內在文化矛盾。

本雅明於一九四零年自殺身亡, 六十多年以來, 受到或和平或慘烈的抗爭影響, 「資本主義盛世」幾經轉折而多有變化, 在經濟模式上, 階級關係出現了結構性的分殊和流動, 「階級鬥爭」遂被絕大多數人視為過時的思考和策略; 在社會文化上, 亦早有許多人對所謂「發展」作出了深刻的反思, 如果「現代」與「傳統」純屬虛無的對立假像, 新潮與舊物便根本是虛構的人為分野, 如果願意, 人們總能從舊事中尋得新意、從新浪裡牽引舊念, 換言之, 眼前所有事件和事情皆有存在並且發展的價值, 問題只在於如何從中看見、追索、建立「它們」與「我們」之間的當下關係。
這其實是城市發展的老生常談了, 近廿年來, 愈是經濟發達的地方, 愈執著於新舊相融、古今並濟的規劃共識, 「時間」不再被視為一條不可逆轉的直線而被改看成一團富有生命力的星雲, 所謂城市發展的最大價值在於讓居民活於其中而找得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意義、自己的前世今生與遠景未來。

由這角度看, 天星碼頭的遷拆建議簡直荒謬絕倫。 從一開始, 它已被虛假的「時間」繩索緊緊套牢, 由於不夠五十年「歷史」而不受古物古蹟法規的保護。 再下來, 它被粗疏的建築專家所忽略、被懶惰的議員政客所妄顧、被跟紅頂白的媒體和時事評論員所冷待, 終而被負責城市發展的規劃官僚在藍紙上縱手一揮、一筆勾銷, 一個承載著四十多年香港記憶 (小學教課書上不是也說「香港開埠」只有一百餘年歷史嗎? ) 的文化地標遂將消失於空氣中, 有如大衛高柏飛即將來香港表演驚人幻術。

還是撰寫<我這一代香港人>的作家陳冠中說得好。 兩周前他從北京返港開會, 在會議上, 蹙眉皺額地表示拆遷天星碼頭是一個「愚蠢得令人不敢置信」的決定; 他又說, 如果這個決定是在卅年前所作, 尚可理解, 昔時也, 香港落後, 民智未開, 殖民狂暴, 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發生, 可是到了廿一世紀的2006年, 政府仍然作出決定, 簡直笨拙得令人無法思議。
陳冠中寥寥數語已足點破香港號稱「亞洲國際都會」的荒唐與荒誕。 當其他國際都會紛紛在<文化資產保護法>、 <文化地標保護法>的軌跡上大步前進, 我們這個「國際都會」卻連一個為香港人敲響了四十多年鐘聲的天星碼頭亦容不下, 如斯「國際」、如此「都會」, 很難不說是跟世界文明有了嚴重的時差; 天星碼頭鐘樓上的時針和分針, 看似準確, 其實在文化意義上已經比世界落後了整整卅年。

天星碼頭拆遷之議據說已難回轉, 但也據說, 依然有不少人起而抗爭, 向曾特首呼籲鏟下留鐘。 有沒有效? 不知道啊。 但可以確定的是, 正如本雅明所言, 在愚昧的「發展」巨輪前面, 抗爭是一種責任, 即使結局可能仍然保護不了什麼, 但至少, 能夠保護自己的尊嚴。 天星碼頭不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嗎? 在沒法再信任議會政客和專業人士的混沌年代裡, 就讓這幅「集體回憶」的圖像以集體抗爭作為終結篇章, 就讓後知後覺的集體抗爭成為「集體回憶」的一個珍貴休止, 豈不正是聊勝於無的句號?

陳冠中是張愛玲迷, 因此他必然記得張愛玲於六十年前寫過這樣的話語:

「這時代，舊的東西在崩壞，新的在滋長中。但在時代的高潮來到之前，斬釘 截鐵的事物不過是例外。人們只是感覺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兒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於一個時代裡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不能不求助於古老的記憶，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過的記憶，這比瞭望將來要更明晰、親切。於是他對於周圍的現實發生了種奇異的的感覺，疑心這是個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陰暗而明亮的。回憶與現實之間時時發現尷尬的不和諧，因而產生了鄭重而輕微的騷動，認真而未有名目的鬥爭。」

跟本雅明一樣, 張愛玲是先知; 他和她如果來到今天的天星碼頭, 恐怕會輕握欄杆, 遠眺愈來愈狹窄的維多利亞港, 然後抬頭望望大會堂前的特區區旗, 無言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