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寧頭

60年後，馬英九仍要打一場「政治古寧頭」



馬英九前兩天高調主持「古寧頭戰役和平紀念廣場」揭幕儀式，並發表「古寧頭大捷六十周年感言」，呼籲「讓殺戮走入歷史，使和平成為永恒」，替本已充滿歷史感的2009 年添上了一筆福爾摩莎式的文藝腔。

古寧頭戰役發生在60 年前的金門島上，恐怕沒有太多人知道，金門目前仍屬「福建省」所管，但這個福建省是中華民國的福建省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福建省，前者面積為180 平方公里，有效管轄範圍只包括馬祖列島、金門群島、烏坵嶼等地，人口大約10 萬，竟仍認認真真地設有省主席，擔其任者叫做薛承泰，曾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後者面積為12.5 萬公里，人口大約3600 萬，由省長和省委書記雙軌領導，而詼諧的是，在行政區域的規劃名號上，中國大陸的福建省仍然包含了馬祖和金門，以示「不容分裂祖國」。中國是很有趣的國家，既有「一國兩制」，也有「一省兩府」，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的陰陽混沌哲學，遠非什麼都要黑白分明的洋人所能理解。

其實台灣之長期存在亦或多或少得益于陰陽混沌哲學。

話說上世紀50 年代末，中蘇關係出現裂痕，赫魯曉夫秘密訪京，毛澤東竟然穿著游泳褲在中南海泳池見他，令赫禿子深感受辱，若干年後撰寫回憶錄仍然對此忿忿不平。但毛澤東當時亦曾對身邊的人咬牙切齒地說：「蘇聯就是想控制中國，想綑住我們的手腳，真是癡人說夢。要和我們建立聯合艦隊及長波電台，這簡直是妄想。赫魯曉夫為了同美國拉關係，把我們當成他的籌碼，讓我們答應不用武力進攻台灣。赫魯曉夫自不量力。你不是要同美國拉關係嗎？好，我們放炮慶祝。這些炮彈留久了，就沒有用處了，不放炮慶祝一下，做什麼用？美國最好插手進來，在中國什麼地方放一顆原子彈，炸死個一兩千萬人，看你赫魯曉夫怎麼說。但我們有些同志就是糊塗，不明白這個道理，還準備渡過海峽打台灣。我是不讚成打過去，放在那裡，是一個壓力，內部就會團結。這個壓力一沒有了，內部會鬧起來。」台灣之和平與戰爭畢竟只是精于謀略的毛澤東手里的一隻棋子，他要跟蘇聯鬥，也要跟美國鬥，乃于1958 年8 月23 日起突然發動一出「炮打金門」鬧劇，日夜隔岸發炮重擊金門島嶼，對台灣本土老百姓構成了嚴重的心理威脅，當時被毛澤東委派主責其事者乃44 歲的葉飛上將，他在垂老撰寫的回憶錄里承認了這是一場「政治戰」而不是軍事戰，而葉飛將軍亦正是1949 年古寧頭敗仗的總指揮。

古寧頭之戰，台灣稱為「古寧頭大捷」，中國大陸則稱為「金門戰役」，勝者亢奮突出，敗者刻意淡化，價值判斷已在命名之內。60 年前那一仗，對台灣來說確是一支強心針，讓剛挾著尾巴渡海逃難的蔣氏政權有了喘息的信心和勇氣，但若細察戰情，3 天3 夜的激烈戰爭，國民黨軍隊之所謂「大捷」也者，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建立在解放軍的戰略失誤之上，前者雖然堅毅英勇，然而假如葉飛不是過於輕敵誤判，戰果實難逆料。《葉飛回憶錄》曾有這樣的自我批判：「我當時將主要精力用于接管廈門工作，而把解放金門的任務交給二十八軍執行。我也輕視了金門，認為金門沒有什麼工事，金門守敵名義上是一個兵團，即李良榮兵團，實際只有兩萬多人，而且都是殘兵敗將，所以我認為攻取金門問題不大。」具體言之，葉飛選錯了部隊、錯估了敵情、誤判了形勢。廿八軍是山東部隊，欠缺海島登陸經驗，其所用的船隻不僅在數量上不足，在戰鬥力上亦落後，絕大部分是木質船，船工亦是臨時征集，來自泉州和福州，不熟航道和潮汐，所以好不容易攻上了金門灘頭，遇上退潮，彈藥不繼，後援難至，便變成國民黨炮火下的海鮮自助餐了。

至於國民黨陣營，主責防守的是蔣介石的「家臣」湯恩伯，此公雖在台兒莊戰役上有過出色表現，但大體來說算不上是好將領，蔣介石派他守上海，他失了上海；蔣介石派他守廈門，他掉了廈門，履戰履敗，故連蔣介石在派他守金門時亦忍不住在電令里強調「金門不能再失，必須就地督戰，負責盡職，不得請辭易將」，一個「再」字，擔心盡在其中矣。因此在古寧頭戰役里，若不是有胡璉、高魁元以至日本顧問根本博等人輔助指點，即使解放軍輕敵誤判，湯恩伯能否最終取勝，實屬可疑。

對湯恩伯，蔣介石的長期對頭李宗仁是萬般瞧不起的，他在口述歷史里感嘆過「湯恩伯當一師長已嫌過分，蔣介石竟還把這種人引為心腹」，流露了強烈不屑。除了軍事無能，湯恩伯亦是腐敗的代表，中文大學前陣子出版了吳國楨的回憶錄《夜來臨》，頁268 便記載了這樣的一段回憶：

「在上海最後幾個月中，負責京滬地區防禦的指揮官（作者按：即湯恩伯）是蔣介石最信任的一位中將。他來找我這個市長要求集資以改善其部隊的伙食。我欣然同意，但堅持必須由我們對軍隊進行點名，以便捐資的確認沒有『紙上兵』。由於涉及的人數太多，我們組織了一批人馬，分成許多小組進行巡迴點名，當結果送來時，我們感到歡欣鼓舞，因為點到的人數同指揮官提供的數字完全相符。但幾天以後，我恰巧到一個廟去，那裡的方丈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話讓我驚呆了。原來寺廟附近駐有一個團，就在該團被點名的前一天，除了老年和殘疾的以外，廟里的三百名和尚都被徵到團部，要求他們穿上士兵服。當我們的點名小組到達時，他們也在隊列中。那天過後，他們就被放了回去，軍方嚴厲警告說，如果他們將實情泄露出去，就立即將他們逮捕，作為逃兵當場槍決！」

60 年後，俱往矣，葉飛、湯恩伯、毛澤東、蔣介石、李宗仁、吳國楨，大將小將，英雄梟雄，統統走進歷史，而我只是于閱報之餘，忍不住寫他幾筆，以記歷史之可笑與可悲。如今最重要的終究是處理好眼前萬狀，馬英九在含淚拜祭古寧頭之後，想必明白自己其實亦在面對一場「政治古寧頭」之嚴峻挑戰，內是必須透過改選中常委以維護國民黨的清廉公正，外是努力跟中國大陸攜手推動海峽兩岸的和平共榮，唯有達成這些任務，才算真正對得起喪命于金門島上以至國共內戰里的烈男義女；唯有中國富強安樂，那躺于黃土之下的孤憤亡靈始可閉目。

人地相宜

人地相宜——淺析香港的「土地意義重整運動」


假如時事新聞是一齣可被隨意控制的DVD 長篇劇集，且讓我們按一下手上的遙控器，把片段倒流設定於9 月18 日的那個時間點，場景是中文大學：唐英年於演講後回應提問，當有人問及關於菜園村的收地爭議，他擠起例牌笑容，結結巴巴地覆述「興建高鐵是為香港整體利益着想，所有人都應該協調配合」之類例牌答案，但在過程裏，把「菜園村」錯說成「草園村」。

坐在他身邊的蔡子強是一位耿直君子，坦率地糾正他的語誤，然而語音未落，唐英年司長再度誤「菜」為「草」，令蔡先生一時之間不知道應否再度糾正，表情略有尷尬。

從細處看，這場景可以只是演講裏的一段小到沒法再小的詼諧插曲，枝節末流，笑過即算，若往大處看，見微知著，我們難免暗暗懊惱，怎麼一位司長連一個近來這麼重要這麼關鍵的地名亦沒法記住，在他心裏，到底有沒有這條村的位置、有沒有村內居民的重量？是否在高官的眼裏，任何村落甚至任何空間都只是其「N 大建設」藍圖上的一個小圓點，只要喜歡，只要高興，大筆一揮，畫幾條直線橫間，即可憑藉「發展」之名把圓點左遷右拆？在高官的眼裏心裏，到底有沒有「人」這個字？

或許正因根本沒把「人」放在眼裏，高鐵方案打從開始即沒認真對村民進行聆聽、游說、溝通，即如菜園村關注組在回應聲明所指，「菜園村逼遷問題源自行政當局對新界鄉村非原居民社群的漠視，把他們當成可以隨便驅趕拆遷的二等公民。廣深港高速鐵路在刊憲前，政府只跟被原居民壟斷的鄉事委員會磋商，將車廠選定在石崗菜園村興建，被逼遷的菜園村非原居民卻一直蒙在鼓裏，連最起碼的資訊也缺乏（現方案只有非原居民被逼遷）。這種不平等待遇，是日後菜園村民激烈抗爭的重要原因。」是次菜園村抗爭的總口號是「不遷不拆」，背後展現的恰恰是行政官僚所一直沒法了解或即使了解亦不願認同的生活價值，那就是：人與土地的依附共存。人，生活在土地上面，每天24 小時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跟土地進行對話，土地絕對不止是只供買賣流轉的「空間」（space） ，而更是被灌注了個人意義的「地方」（place），唯有認同這點道理，行政官僚在開展任何所謂規劃以前才會把人及其跟土地之間的對話內涵盤算在內，反之則只把所有規劃流程化約為「有待解決的技術問題」，只重「價格」，不問「價值」，終令「價格」與「價值」赤裸裸地對抗相爭，煮鶴焚琴，兩害雙輸。

這當然不是什麼抽象的哲學思考而具體的實踐結果。

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近著《氣候變遷的政治》裏論及蔓延全球的新社會運動，清楚指出「人地相宜」的價值觀是過去20 年的復興產物，其有兩大實踐源頭，一是風起雲湧的綠色保育潮流，另一是殊途同歸的身分認同政治，兩者互相衝激碰撞，驅迫現代人重新思考生活與土地之間的共存意義。土地，是腳下踏足之所，是實實在在的起動原點，亦是生活意義的承載和創造場域，任何對土地的冒犯便是對人的冒犯，同理，抽離了人而談土地，意義亦不存在。

香港的新社會運動並未自外於全球洪流。遠的不說，過去數年，在香港出現的一連串社會抗爭皆跟「人地相宜」有着深刻而直接關連，從保護維港到守衛利東街，從哭喊天星到憤怒皇后，從呼喚一間舊戲院到哀悼一座舊街市到想像一片西九龍，愈是跟土地相關的荒誕官僚作業愈容易激發吶喊情緒，也愈得到年輕世代的動員支持。且看數天前的「千人怒撐菜園村」，現場有七八成是20 來歲的年輕人，儘管他們可能一輩子從未耕過半分鐘田甚至根本不分辨果菜品種，但他們已經懂得並且珍惜土地的生活意義，不再天真地把「價格」直接等同於「價值」。（我常直覺懷疑年輕人的「土地意識」或跟愈趨頻密的街頭遊行頗有相關，甚至亦受愈來愈多的「行人專用區」滲透影響。唯有慣於把腳踏在馬路之上，才會感受到土地的實在意義。Take back the street，土地不止可供匆忙路過，亦可供緩慢地蹓躂使用，可用來遊戲、抗爭、生活，建構自我意識。這是另一個有趣的分析題目，有機會細論。）「人地相宜」的實踐行動除了反映於菜園村抗爭，其實亦隱約現身於其他議題之上。如果菜園村事件象徵着「村民與土地」的價值辯論，中產階級對於高昂樓價的焦慮吶喊便是「住民與居所」的自主爭奪，至於號稱建構什麼什麼「N 小時生活圈」的高鐵計劃則將牽動「香港與大陸」的關係重組；這三項近來最受關注而且緊緊相扣的社會議題無不涉及香港特區作為「一個地方」的多元意義詮釋。是的，近數年來的一波新社會運動或可稱為「土地意義重整運動」，它遍地開花，卻又源於這樣的核心思考：土地不僅僅是商品，它不僅僅有價格，更有意義。

至今為止，這樣的思考方式仍然沒法被政治黨派或行政官僚所妥善應對、吸納。後者一直在「價格漩渦」裏深陷打轉，故難在「人地相宜」的意義立場上跟新世代展開對話；前者則仍被困限於「有普選，or 冇普選？」的舊政治生死對決力場之內，面對新世代，竟是如此蒼白無力，因此也公平地愈來愈難得到新世代的效忠支持。

就社會運動的性質而言，香港是「成熟」的社會，而且奇怪地，愈是年輕，思維愈是「成熟」、愈能貼近全球趨勢。反而常以「我也曾年輕激進過」為榮的政治人物和行政官僚似皆鈍化，眼中除了dollar sign， 沒有其他——他們還連「菜」和「草」都分不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