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her's day

中間那個禁煙的鐵牌,
便是我的父親節禮物了.
飲泣中.

每天晚上, 小女孩洗完頭,
總是一邊看書一邊吹髮, 故總是吹得好久好久.
受不了, 乾脆替她弄,
她大模大樣地繼續看書.
我變了她的髮型師.

新書

封面設計: 胡恩威
書法題字: 張大春

書的副標題是: 關於這個城市的喜悅與憂傷

台南小吃

在成功大學演講前,
校方準備了小吃盒,
我一口氣吃完了, 真美味.
不管龍應台在旁邊說話,
也真失禮.

朝日新聞

第一次接受日本傳媒訪問,
有翻譯, 用英文和廣東話雙語進行,
蠻好玩的.
記者很認真, 邊聽翻譯邊點頭,
連我聽了, 也忍不住點頭用日文說"啊, 原來是這樣的啊",
假裝自己懂日文, 其實, 都是年輕時從 A 片學來的.
那陣子大學畢業, 坐在台北新店的小房子裡,
承包出版社的書, 每天寫六小時, 寫到悶時,
到客廳播放 A 片錄影帶解悶,
青春歲月, 黃色歲月,
荒唐的日子, 過完了,
真的希望過完了.

怪照片

拍了幾張怪照片.
妹妹與超級果籃,
我與古人,
我蹲在拆掉的胡同工地旁, 朋友笑說, 這應用來做新書封面,
天橋八怪的小模型, 那時候, 天橋旁有許多人耍雜技和做苦工謀生,
這是其中一種, 替寫人洗掉衣上油嘖

北京又一夜

到了北京,
與陳冠中等吃飯,
這是高信疆和李歐梵兩位先生.
他們是老朋友了,
高先生廿多年前到麥迪遜陌地生,
李教授開始引導他聽古典音樂,
遂一發不可收拾.

阿城當夜也來了，不可能不樂而忘返。
阿城來聚，總是遲到，他在城東外地買地建屋，驅車進城，不塞車本來只需卅分鐘，但
好像十有九次九是大塞車，通常塞死兩三個鐘頭。喜好遲到的阿城總是愛說故事和笑話，
把大家逗樂了，算是「贖罪」，我受鄭培凱所托，問他今年六月為何失信於城大文學節，
不來當評審。他說，沒辦法呀，意大利有個會，一定要去，因為有個主題十分有意思，我
要去聽聽國際學者的意見。

什麼題目如斯吸引？我問。

他認真地回答﹕廿年後，獨生子女要當上總書記了。歐洲專家有遠見，預先研討出對策
，否則日後不知道如何自有小就不懂得妥協為何物的中國領導人打交道，

阿城一邊噴煙，一邊笑說中國風雲，可以抽煙的地方真好，在煙霧裏，阿城的笑話變得
加倍好聽。

這是阿城遲到時的闖入模樣.
嘻, 其實我只比他早到五分鐘.
當夜, 他遲到了一個半小時.

舌頭冰火

在台中夜市吃路邊攤,
吃不回當年美味.
坐在鹽酥雞攤販旁,
一輛電單車駛來,
車上女子極像我小姨子,
一下子把我的記憶扯回廿年前的台北汀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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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舉行「美食節」，在街頭，數十款地道小吃集中擺賣，口水長流，淹沒了福爾摩莎。

有趣的是，每道小吃旁邊都有中英日法數語對照的詳細說明，闡述每款菜式的背後故事與歷史淵源，不僅替外國遊客提供了「文化旅遊」的吃食資訊，連本地人亦感新鮮，因為，雖說是故鄉美食，但自小就是放進嘴巴吃，沒用大腦想，如今始知，每箸菜餚都被一根歷史之線牽連，今人與古人的胃，原來隱有相通。

台灣近年流行「本土化」，各種政策常惹爭議，唯有這種發自民間的本土活動最得人心。要抓住一個人的認同感情—— 不管男人女人——其實都應該由胃開始。

對於台灣小吃，我最鍾情的是鹽酥雞。一來喜歡它夠香口， 二來呢，貪其夠「乾淨」，小吃攤橫放路邊，雞塊大剌剌地擺在攤上，任由車塵與濁氣蹂躪，可是，抓起一把，放進油鍋裏，嘩嘩地炸過，什麼細菌都應該壽終正寢了，吃進肚子也就不必擔心屙嘔。

本也喜歡鴨肉米粉和蚵仔麵線，但正因怕髒的緣故，不敢在路邊攤亂吃，遂失去不少口腹樂趣。當然也可以進店享受， 可是， 不知何故，同樣一道小吃，坐在露天的攤子上吃倍感滋味，一擺到有門有窗的店舖的桌子上，味道盡失，像用卡拉OK 配唱粵曲， 同詞同音同調，蒼涼的卻已不再蒼涼，只覺添了滑稽。

在台大讀書時，校園附近有一個叫做公館的小區，區內有幾條窄巷小弄，車子進不去，巷弄內擺滿小吃攤，許多個晚上，從男生宿舍步行十分鐘過去，這邊吃一碗酸菜鴨粉，那邊吃一碗蚵仔麵線，都是小小碗，多吃亦塞不飽年輕人的胃，故可以放肆， 這便是「窮人自助餐」，直情覺得進了天國。

而在天國的盡頭， 有一攤叫做「林媽媽」的鹽酥雞，雞肉極有口感，味精也放得適中，夠辣，但不會過辣，吃完，舌頭有點麻燙，立即吃一大盆酸梅刨冰，這是替舌頭做「冰火五重天」，渾身舒暢。

本土小吃有它自身的故事，卻亦包含了吃者的故事，裏面，有吃者的青春，混在甜酸苦辣之中，放得愈久，味道愈濃。

龍應台

去了台南成功大學和台中逢甲大學演講,
龍應台基金會邀請
龍應台主持.
她談了明報世紀版的情況.

很有意思的一個 trip,
台南, 從沒去過,
台中, 廿年前去過,
像我一樣, 都變了.
我在台中演講過, 故這次我的開場白是,
廿年前來, 聽眾非常年輕,
廿年後再來, 奇怪, 聽眾竟然沒有變老, 但講者, 老了廿年.

維園卡拉 ok

有朋友說每年六四晚上去維園的唯一理由是為了唱歌。四五萬人齊聲合唱，一首接一首，一首比一首激昂，那是最過癮的「卡拉OK」。而且，免費。

我無言。只因，嘿，其實我有同感，只不過那並非「唯一」理由，儘管，確是最重要的理由。

我是五音不全的人，舉凡跟節奏有關的事情，唱歌、體育、語言，皆非吾所長，更是吾之病魔，所以每回跟中學老友去唱卡拉OK，我都只是乾巴巴地坐在沙發上欣賞他們的歌聲，沒法搶咪，即使搶了，一開腔，他們便會把我踢到門外去。也所以，每年六四維園萬人合唱，乃是我的最隆重的卡拉OK。

去了多年六四，返港十年，每年都去，發現支聯會諸領導的歌喉都跟我同級，亦即——令人恨不得把他們都踢到台下。華叔是可敬的前輩，但歌聲，唉，說句老實話，頗可恨。

李卓人的「歌聲厭惡度」比華叔好不了多少，甚至，更糟，因他喜歡扮震音， 「如果是這呀樣，你不要呀悲哀」，李卓人拿咪高峰不放，扯開喉嚨，透過擴音器把「音波功」傳遍全場，換在其他場合，必然趕客，幸好這是六四，所有人的包容度都特別好，他便能夠繼續唱下去。至於何俊仁、張文光等人的歌聲，略好於「人哥」，卻終究難算悅耳，或許他們有自知之明，很少搶咪，是不幸中之大幸。

所以，我最鍾意王丹，因為他只演講。

六四當夜，臨近尾聲，身邊忽然來了一男一女，拾起地上場刊，喃喃唱歌，聽聲音即知是內地來客。他們才剛加入，燈卻亮了，活動結束，所有人的臉容都在燈光下現形，那男人被嚇得臉色微變，推了女人一下，示意，快走，快走，兩人立即低頭急步離開。

真可憐，也可悲，連悼念六四也要偷偷摸摸。當一個國家令人民如此生活於恐懼中，很難不令人既氣憤也心疼。我忽想起一些朋友。明明想悼六四，卻因官位和權勢而不敢表態，做人做到這窩囊地步，有何意義？不如歸去，既然餓不死，便下台吧，生命苦短，還是活得痛快一些比較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