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曉陽

在港台訪問鍾曉陽,
有興趣可在香港電台網站重聽.
八月廿八日, 晚上八點,
香港電台第二台, 思潮作動.

這是我隨手錄的兩段.

記憶與失憶

找出一百本書捐獻以支持「漂書行動」，堆放在客廳一角，等待香港電台派人來取，而竟忘了，先替它們拍張留念照片；回家後看見書被搬走，也只是淡然聳肩，哦，沒有了？好吧，沒有了。

忘記拍照或許已有隱喻。或許因為感情不夠，或許因為已無感情，總之是不會過於捨不得。我猜理由之一是近年習慣在網絡買書，每回上網，按按按，click click click，過幾天便會有人送來一大堆書，拆開包裹，看著每本書的封面，隱隱然覺得陌生，或許因為買得過於容易，安坐家中，移動滑鼠，隨手按鍵，不像親往書店般在人與書之間投注了額外的感情。

真的啊我幾乎能對以往在書店買回的每一本書都說出一些特別的思慮。哪本書在哪間書店買回，它們當初站在書架上的樣子，看它三秒，抽出來翻翻，想了一下，好，買它，把它帶回家，即使後來沒空讀完或根本沒讀半頁，依然覺得跟它親，它是我親手帶回來的，我對它有「責任」。有了一些年紀，往事便愈久愈清晰。最近去台北一趟，在老房子內瀏覽大學時代買的書，亦是，記得每一本的出處來源，其中有幾本，例如高希均的《經濟學的世界》和詹宏志的《創意人》，我記得都是在新生南路上的桂冠書店買的，而且記得把手伸進褲袋、把鈔票掏出來時的興奮和肉赤。

對，還有鹿橋那本舊版的《未央歌》，是我在重慶南路的老商務買的。在搭巴士返回台大校園的車程上，緊緊抱著它，搖晃著，睡著了；醒來張眼，看它在懷裏，恍恍惚惚，還以為自己身在抗戰時的西南聯大。

* * *

然而頭腦也愈來愈不靈光了。兩個月前有一天下午想找一段材料，寫的是一位十多歲的女孩子跟父親鬥嘴，父親憤而把家中書架全部推倒，道，自小給你讀這麼多哲學書籍，你卻變得偏執愛辯，這些鬼書，害了你；明明記得在某書某頁讀過，歷歷在目，偏偏記不起書名和作者，坐在書房，抬頭仰望一排排的書架，書本皆似對我裝鬼臉，嘲笑我，調戲我。

我急得滿頭大汗。直至今天我仍記不起材料出處。非常挫敗。

遂決定重新開始撰寫讀書筆記。天不助，唯有自助，還能怎樣？

陳子善

陳子善來港,
請他和李歐梵吃素.
他送我一本<素描>毛邊書.
是認真的學者,
浸在文獻內,
快樂無比.

蒸腸粉

到澳門拜神,
又是拜媽閣,
她總是守護我,
這次應仍一樣.

逛舊區,
難得地吃了即蒸的路邊腸粉,
小時候常以之為早餐,
如今幾乎失傳了.
故錄了影.

旁邊是小孩子吃豆腐花,
真快樂.

又看見一幢空置了的黃色房子,
希望可以發達,
將之買下居住.

醫生

看醫生, 牆上有字,
是病者家屬為感激所寫,
醫者父母心, 應該.

做了檢查, 寫了一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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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唇

打電話到醫院，安排接受磁力共振檢查，接電話的姑娘（很喜歡「護士＝姑娘」、「醫生＝大夫」的舊式喚法）不厭其煩地解釋流程步驟。

性急的我聽不到兩句即忍不住打斷她，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做過，其實也不複雜，就像躺在棺材裏，被送進焚化爐一樣，對不對？

姑娘笑了，但又強忍住笑聲，改用安慰的語調說， 別講得這麼恐怖，反正靜靜躺著兩個鐘頭，不許動就是了。

真是善心人。但其實似火葬就似火葬，有什麼好避諱？要生的死不了，要死的生不來，絕非講幾句吉利或不祥的話語即可左右，檢查的意義僅在於適時找出值得注意的問題，然後著手做該做的處理。

前陣子讀日本暢銷小說《東京鐵塔》， 寫男主角與母親相依為命， 到最後， 母親因癌去世， 火葬，男主角站在火化場所內有一段近乎黑色幽默的獨白：

「你不是說千萬不要病死，說要墜機死嗎？還說不能選中國的航空公司，因為那樣收不到什麼錢，要搭日本的飛機。為什麼？為什麼死了？棺木上的小窗戶被關上了，老媽像保齡球一樣滑進了焚化爐裏。真的死了嗎？曾經聽說有人被火一燒又活過來的，如果真是那樣，要怎樣才發現呢？老媽可能會活過來啊。要把火停下來確認一次呀。可能會活過來怎麼還繼續燒？」

到了掃描之日，如約赴會，前所未有地聽話，乖乖躺在床上，頭部被橢圓形的機器包圍著， 機器發出隆隆巨響，你必須用耳塞護耳，姑娘在機器外不斷叫嚷， 「別動別動，保持頭部位置固定！」, 聲音隔著耳塞敲打耳膜，猶似千里呼魂，剎那間，令你確有被送進焚化爐之感，孝子賢孫在爐外呼天搶地。

而有那麼一秒鐘，想起《東京鐵塔》的片段，我幾乎笑出聲來，但死抿住嘴，死忍，不斷用上排牙齒緊咬下唇。

兩小時後， 一切結束， 張開眼睛，室內強光射進視網膜，你會有驟然不知身處何方的迷路感覺，就像台灣作家朱天心小說所曾寫及的女主角，迷路了，慌亂之間問自己， 「為什麼是這裏？但當然就是這裏。你再也無法分辨出夢境與清醒之際這件最簡單不過的事了」。

我的下唇，到今天，仍在痛。

鍾曉陽

誰的背影?
鍾曉陽.
對, 就是寫<停車暫借問>和<哀歌>的鍾曉陽.

稍作預告:
我將在香港電台第二台的思潮作動節目裡
先訪問陳雲, 再訪問鍾曉陽

喜宴

匆匆忙忙去了台北兩天，為的是喝一杯結婚喜酒。

小舅子結婚了，本以為他將獨身一輩子，
但原來到了某年某月，生命終究像時鐘般走到了預定的響鬧時間，
噹噹鈴鈴，喧嘩起來了，他便跟隨生命的節奏辦事，快樂地，義無反顧地。

看他讀中學，看他讀大學，看他工作，看他失業，再看他工作，
廿多年來瀟瀟灑灑獨來獨往，因以攝影為業，抱著照相機跑遍了大半個地球，
處處無家處處家，藝術的吉卜賽，表面上是令我擔心，
骨子裏，其實我的擔心隱藏著妒忌與羨慕。

而終於，吉卜賽的日子勢必結束，地球上有了一個真正的叫做家的東西在等待他。
於是我的妒忌與羨慕回歸至真正的擔心：擔心一個藝術家的生命從此走向靜態，
擔心一個男子的生命從此轉向封閉，擔心他將從此變成世上所有的已婚男子。

Game over.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喜宴上, 新娘家人全部說台語，我聽不懂，免去了應酬的禮節，
所以在婚宴上避過被灌酒的難關，也所以能夠專心吃食。

菜單上有一道「孔雀烏魚子」，我的最愛，用來陪高粱最惹味；
另有一道「鮮蟳米糕」，就是羔蟹加糯米飯，亦是下酒佳伴。
吃了三個鐘頭，肚子挺出來了，本是心滿意足，但忽然想起去世兩年的丈母娘，
今夜若知獨子結婚，老人家亦必於泉下喝個酩酊。

那就讓我在此對空再乾一杯吧。
生有時，死有命，一代一代的故事就這樣循環下去。
This is the real world.

色戒之一

殺氣

李安拍<色, 戒>, 說最深刻的讀後感是小說寫得充滿「殺氣」,
所以他的電影鏡頭亦要擺弄得比以往的作品緊張。
不愧是敏感之人, 文字看進眼裡, 捕捉到最精要的核心,
出發點抓住了, 拍出來的效果自然令人有理由期待。

<色, 戒>說的是暗殺故事, 有「殺氣」幾乎是理所必然, 但張愛玲之為張愛玲,
厲害處在於不僅把殺氣聚焦於開槍的當兒, 而是將之滲透於通遍文字,
譬如說, 故事起始的麻將桌上的婦孺對話, 誰贏了錢不願請客, 誰吃誰的老麻婆豆腐,
舌劍唇槍的鋒利被包裹於漫不經心的笑語裡, 四方城內的戰爭, 預告著另一場人間惡戰,
專心的讀者看了, 打從心底湧起一陣寒氣。

再往前看, 看第一段。
「麻將桌上白天也開著強光燈, 洗牌的時候一隻隻鑽戒光芒四射。
白桌布四角縛在桌腿上, 繃緊了越發一片雪白, 白得耀眼。
酷烈的光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丘壑, 一張臉也禁得起無情的當頭尖射」。
張愛玲透過燈光的強黯對比把女主角帶出場, 像有一個電影鏡頭從遠處推近,
由暗由明, 女主角雖然現身卻仍是半遮半掩, 似古宅屋簷上的刺客, 唯差尚未拔劍。

故事就這樣開展, 從香港到上海, 處處肅殺, 似有風吹過橫掃落葉。
臨到小說末段, 不該死的人死去了, 不應生的人仍在生,
於是又回到易先生的居處, 又是一桌麻將, 四個女人,
而又是, 繼續在言笑晏晏裡舖排出舌劍唇槍裡。
這回, 麻將桌上新來了一個「廖太太」, 誰說得準她不是另一個裝扮為「麥太太」的王佳芝呢?
張愛玲在這裡留下了伏筆, 簡直像荷李活電影的常用鏡頭,
<沉默的羔羊>, 吃人醫生, 回首一笑, 宣佈下一場災難即將降臨。

至於整篇作品的尾句,
「吃來吃去四川菜湖南菜, 都辣死了!」, 「告訴他不吃辣的好了。」, 「不吃辣的怎麼胡得出辣子?」,
一來一往, 語帶玄機, 直情是寶劍歸鞘後所剩的凌厲風聲。
「喧笑聲中, 他悄然走了出去」, 張愛玲以此收筆, 留下五十年來的讀者在殺氣裡遙想王佳芝的墳墓到底在什麼地方, 也在暗問, 易先生會否偷偷去過拜祭。

色戒之二

替女人翻案

《色，戒》的故事靈感來自丁默邨與鄭蘋如的恩怨情仇。
張愛玲當時生活在上海，必然讀了許多報上新聞，也聽了不少坊間流言，
默記於心，當興致來了，執筆寫下，寫出屬於她的解讀版本，
亦在虛構的情節裏，替鄭蘋如以至天下女人翻了案。

翻什麼案？

丁默邨是汪精衛政權的大特務，被蔣介石旗下的小特務鄭蘋如用美人計釣上了，
險遭暗殺於西伯利亞皮草店內。他之倖免不死，當時的公認說法是，他夠機警；
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功勞，這個「男人特務」，打敗了「女人特務」，
最後死的，是女人，不是他。

話說當天中午兩人同往吃飯，鄭蘋如突然鬧著要去靜安寺路買皮草，
丁默邨以為這只是臨時起意，不會有危險， 於是把車停在皮草店對面，下車，過路進店。
就在這時，丁默邨察覺不遠處有兩個男子，各在腋下挾一個大紙包，似是武器，形跡可疑，
但他保持鎮定，繼續牽著鄭蘋如的手走進店內，只待大門一關，立即轉身奪門而出，
衝回車上，絕塵而去。
埋伏在門外的男子本以為丁默邨進店，至少要停留十多分鐘，故稍放鬆，
豈料他來了一個「回馬奔」，他們雖然馬上拔槍轟擊，
卻只打中車身，目標人物毫髮無損。

或許當讀到這段新聞，張愛玲對報紙哼了一下，不屑地說:
真的嗎？真的只因男人機警？
會不會是，他竟然答應她買皮草，她竟然發現他愛上她，她感動了，
像一道龍捲風，她忽然轉向，所以用給他打了暗號，提醒快逃?
會不會是, 女人救了他一命?

張愛玲就是不服氣於男人機警的說法，
而這當然也是可能的，國民黨特務不會笨到埋伏現形，
丁默邨是生還了，
但生還者的口供從來都不可靠。

《色，戒》裏，張愛玲把她的問號寫成答案，
但不管是買皮草抑或買鑽戒，女人的感動都可以是一樣的真實，
在電光火石的剎那，王佳芝覺得自己與易先生之間有愛；
因為有了愛，便可改變一切、棄絕一切，因為，愛值得一切。

說到底，張愛玲與胡蘭成之間亦曾有愛，而胡蘭成跟丁默邨一樣，
都曾在汪精衛政權下立志「做好呢份工」。

色戒 之三

令她死的理由

<色, 戒>中的男主角據說以丁默邨作藍本,
所以張愛玲筆下的易先生是,
「矮小, 穿著灰色西裝, 生得蒼白清秀, 前面頭髮微秃, 褪出一雙奇長的花尖,
鼻子長長的, 有點『鼠相』」;
總之是不算得體。

這確是現實裡的丁默邨, 而且還是站在攝影機面前扮出了最佳 pose 的丁默邨,
如果張愛玲見過他本人, 或許會描述得更不堪。
跟丁默邨同期做「漢奸」的金雄白便曾在回憶錄裡如此描述他的同事:
丁默邨是一個色中餓鬼, 他雖然支離病骨, 弱不禁風, 肺病早已到了第三期,
但壯陽藥仍是他為縱慾而不離身的法寶。

鄭蘋如恐怕不知道此事吧? 若果知道, 還用這麼麻煩把他誘騙到西伯利亞皮草店內暗殺嗎?
乾脆多誘他上床, 早午晚一日執三劑, 若還嫌不夠, 一晚七,
甚至多找三位姐妹來「起四飛」、「做五味」, 假之三個月,
豈不已足令他色命鳴呼?

鄭蘋如是有這樣本事的。 金雄白親眼見過她, 曾跟她共住於法租界的萬宜坊,
「每天傍晚, 鄭蘋如常常騎了一輛腳踏車由學校返家, 必然經過我的門口,
一個鵝蛋臉, 配上一雙水汪汪的媚眼, 秋波含笑, 桃腮生春, 確有動人風韻」;
憑此騷態, 自可奏在床上殺人之功。

刺丁失敗後, 鄭蘋如被捕, 被拘押於另一特務林之江的家裡。
林之江事後告訴金雄白, 鄭蘋如對他施展媚功,
「眉挑目語, 獻盡殷勤, 煙視媚行, 弄得他盪氣迴腸, 曾經幾度為之意動」, 欲偕她私逃;
甚而丁默邨「最初也餘情未斷, 頗有憐香惜玉之心, 並不一定欲置之死地」。

最後為什麼仍要死?
原來是各大小特務的老婆們因好奇前往隔窗偷看鄭蘋如, 覺得她全身上下充滿「妖氣」,
如不殺之, 無異讓她們的丈夫更勇於在外放肆, 於是紛紛回家「告枕頭狀」,
在特務圈內造成必殺輿論, 令丁默邨和林之江不敢手軟。

丁默邨或許並不如張愛玲所寫, 被女人所救, 但鄭蘋如間接被女人所殺, 卻是千真萬確。
這場鬧劇, 以特務之戰始, 以女人之戰終,
像在一杯黑濃的咖啡裡添入一抹粉紅色的忌廉, 令混亂的時代多了一闕香艷哀歌。

蘇珊

出了新書<我們>, 找了張家瑜寫序, 她寫了, 刊登了, 但坦白說, 我不敢用心逐字細讀。
並非怕她把我寫錯, 而是相反, 怕她把一切看得太精準, 寫出了連我自己都不願承認的疏失或不肯面對的弱點, 我會傷心; 又或即使說的是好話, 我也由於高興出於她的筆下而沉溺於喜悅, 我會自大。 張家瑜是敏於觀察的女子, 面對這樣的女子, 你往往無所遁形, 即連狡辯亦顯得可笑。 幸好她大多時候都是沉默。
* * * *
是我的心理作用嗎? 為什麼女子總是比較善於觀察?
讀蘇珊桑塔格在<土星座下>書內寫 Paul Goodman、寫 Walter Benjamin, 每行字都是一下解剖刀的切下, 溫柔而準繩, 雕刻出被寫者的形像神態, 看完她的描述, 你幾乎錯認自己是 Goodman 和 Benjamin 的老友, 彷彿認識了他們好久好久, 彷彿你和他們以及桑塔格曾經在某個七月夏夜一起坐在塞納河畔的露天小酒館喝著聊著, 彷彿你們曾經在某個三月初春一起在紐約市內的某間義大利餐廳吃過一道簡單而精緻的 brunch。 你真以為自己有這種福氣, 你真祈求自己能有這樣福氣。
桑塔格在這樣的文章開頭來悼念 Goodman:
「寫這篇文章時, 我正身在巴黎的一間小房間裡。 坐在一把柳條編的椅子上, 打字桌就正對著一扇望向花園的窗; 身後則是行軍床與床頭小桌, 稿子、筆記本、兩三本平裝書躺了一地, 還散到桌子底下。…每個早晨都有人為我送來報紙, 只是在距離的阻隔下, 與相關相關的新聞總是充滿簡化與扭曲, 拼湊成一個前所未見的詭異圖象: B-52 在越南如雨一般轟炸造成的生態浩劫, 鮑比費雪的妄想症, 伍迪艾倫的聲望日隆, 以及上周所報道的, 保羅古德曼之死。」
聊聊數行, 我們幾乎感受得到桑塔格讀報知悉死訊時的悲慟, 死了一位文壇前輩、摯友、導師, 她的嘴唇可能發抖, 她的淚水可能湧出, 雖曾被稱為「全美最有智慧的女人」, 她終究是有情有性的血肉生靈, 所以, 她說不定也會伏在餐桌上嚎哭。
於是我們會為了桑塔格心痛。
* * * *
古德曼病逝於一九七二年, 卅二年後, 桑塔格病逝。
寫與被寫者都去了。 唯有留下文字, 他們又活了一次。 而且只要世上仍有人閱讀, 他們必將再活, 再活, 再活下去。
這便是寫作的美好, 亦正是我出書不倦的理由。。

變態兒童樂園

胡恩威又有新書,
叫做: 變態兒童樂園.
在進念辦公室,
拍他一段.

他也去了

褒曼去了, 安東尼奧尼也去了。 每屆奧斯卡頒獎禮必有「向大師致敬」的追悼單元, 下一年, 「壞」事成雙, 至少已有兩個重量級名字。

第一次看<春光乍洩>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事情了, 在台北, 課餘到西門町報讀「經典電影欣賞」課程, 小小的教室在舊舊的樓房內, 樓下, 街上, 盡是懸掛著五個旋轉彩燈的色情理髮廳, 每回行經店前, 抹脂盪粉卻仍掩蓋不了衰老臉容的小姐們坐在門外, 笑著、喊著, 「少年仔喲, 來理個髮吧, 卡爽啊」, 我低著頭假裝聽不見也聽不懂, 兩雙眼睛卻在努力地左右閃移, 暗暗偷窺大千世界的幾縷春色; 殘春亦是春, 年輕人, 不計較。

課程導師是黃建業, 香港人, 移民台北, 做了電影評論專家, 好多年了, 一直是第一線的權威。 黃老師身裁龐碩, 有幾分似洪金寶, 生了一張孩子臉, 兩個深酒窩很有喜感, 學生們都不怕他, 敢於跟他辯論。 他那陣子專心研究楊德昌, 故在分析安東尼奧尼的片子時, 特地將之與<恐怖分子>並排閱讀, 指出隱藏在後者裡的<春光乍洩>影子。
有一個同學不服氣, 認為<恐怖分子>談的是新興都市的個人疏離, 安東尼奧尼較關注的是人與社會之間的異化關係, 雖有重疊, 精神面貌卻仍有不輕的差異。 黃建業跟他爭論了一陣子, 細節我忘了, 但他對年輕人所展現的寬闊包容態度對我甚有觸動, 令我暗想, 日後當了老師, 記得學他。
日後果然當了老師, 可是學不了他, 教學風格是氣質的表現, 我的毛躁我的性急我的偏執, 都被學生一覽無遺。

黃老師後來寫了一本<楊德昌電影研究>, 內有訪問, 楊德昌似乎頗不喜歡被比喻為「亞洲安東尼奧尼」, 他有他的風格, 他從大師的影子裡掙扎出來, 自不願意再被定位為大師的的分身。

楊德昌與安東尼奧尼, 相同的冷冽, 永遠把故事說得沉靜細緻。 但前者終究比後者「性急」, 楊德昌走了, 才五十九歲, 後者在這歲數還在踏上中國征途、拍成了紀錄片<中國>。 兩位都是大師了, 六月底與八月初, 各自去了, 若在黃泉路上遇見, 想必打個招呼, 坐下來, 把食指和母指伸展成電影鏡頭形狀, 比劃一番。

作家的恐懼

褒曼最令人印象深刻卻亦是最不容易看懂的一齣戲恐怕是<第七封印>, 典故來自聖經, 人與神的對話, 生與死的直面, 一場嚴肅的存在答問, 於導演的電影鏡頭下, 化成一段緩慢而荒誕的情節。
這戲把觀眾牽引進深深的沉思, 正如戲裡的那座黑森林, 觀眾是在森林裡迷路的小孩子, 抬頭只見樹木不見天, 而到了最後, 有人在森林內或迷路難出, 或懶得出逃, 可是, 只要有心, 卻又總能尋得屬於自己的出口生天。

戲裡有一個死神, 戴著白色的小丑面具, 三分恐怖, 七分滑稽, 空洞的眼神直視鏡頭, 令人看後難忘; 這是褒曼的創意手筆, 帶著勇氣, 也深藏著導演的恐懼以及解脫。
為什麼? 褒曼怕死, 故便也期盼救贖。

褒曼在自傳裡談及這段往事, 有過很動人的自白: 「那個時候我仍懷抱孩提時殘存的虔誠的信仰, 天真地相信有奇跡的存在。 我記得自小害怕死亡, 對死的恐懼與日俱增, 到了青少年時代和廿幾歲的時候, 簡直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 經由死亡, 『我』化為烏有, 穿過黑暗之門, 而等著我的, 全是我無法控制的事情。 對我來說, 有如無底深淵。 一直到我突然鼓起勇氣, 將死神打扮成一個白色的小丑, 會和人交談、下棋, 而且性格坦率誠實, 才算是踏出克服自己對死亡恐懼的第一步。」
但若是褒曼 fans, 仍可追問: 為什麼死神要扮成小丑而非其他滑稽形像, 例如, 肥佬, 醜女, 笨豬, 之類?

答案其實可從自傳的另一段獨白找到。褒曼說小時候曾被馬戲團的小丑嚇著, 遂常害怕被母親賣到馬戲團做小丑, 因而常有逃家的幻想和惡夢。 由此領悟, 把死神和小丑揉合, 於褒曼而言, 等於同時解放了兩種焦慮, 若把死神扮成肥佬, 對觀眾來說或許會有相同的效果, 但對他本人卻總有欠缺; 唯有一次面對兩種最深層的童年恐懼, 他才感到釋放與滿足。

英國女作家 Iris Murdoch 說過, 「要真正了解一部作品, 最好先了解作家到底恐懼什麼」。 對於作家級的導演而言, 亦是如此。 經由褒曼的惡夢, 我們認識了褒曼, 也更明白<第七封印>的意涵。

英瑪

這個夏天是怎麼回事啊怎麼一口氣來了一堆這麼令人沮喪的消息。

六月底是楊德昌走了，七月底是英瑪褒曼走了，當你還來不及消化前一段回憶卻即被迫迎接下一段回憶，在記憶的片段與片段之間，你回到了台北，羅斯福路，辛亥路，新生南路，公館，汀洲街，廈門街，像遊魂一樣你在大街小巷裏飄浮遊蕩，似在尋找一些什麼，卻又似在躲避一些什麼。

敢情是昔年的觀影震撼仍然殘留心頭揮之不去。那年頭看完了楊德昌的《海灘的一天》，恍如天地初開明白了電影可以不止於邵氏國泰嘉禾新藝城，夜涼如水，跟女朋友坐在校園的陰暗處竟然忘記了擁抱接吻而只是發呆癡想，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做導演而能夠拍出這樣的電影，該有多好。

至於那令人懷疑身邊所有的人包括自己都是恐怖分子的《恐怖分子》，已經忘了看過多少遍而仍喜再看再看又再看，冷冽的槍聲，空惘的眼神，那年頭的戲院冷氣不強但不知何故坐在戲院裏就總是不寒而慄。離開戲院，駕電單車從羅斯福路一段狂到羅斯福路五段似想把自己衝撞個支離破碎。那年頭駕電單車不必戴頭盔而我甚至駕了四年仍沒考牌，混亂的國度胡混的歲月只要我喜歡沒有什麼不可以。

好了，褒曼先生，我也曾為你耗費了不少夜晚窩縮在MTV 的黑暗角落，用薄薄的一百元新台幣租一盒厚厚的錄影帶，然後坐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近距離貼看窄窄的電影屏幕， 第七封印， 野草莓， 處女之泉，穿過黑暗的玻璃，像朝聖一樣努力從你炮製的黑白光影裏找尋關乎生命的啟示；死神，上帝，我的身體像被撕裂般分成兩半各自分道揚鑣。

離開MTV，眼前世界盡變黑白，恍兮惚兮，回到新店溪旁的居所，幾乎寫滿了整本日記簿，但仍似有許多許多話語寫不出來。而許多許多年以後早已忘記當時到底想寫什麼或寫了什麼，只記得曾有一次在家重看《第七封印》DVD，電影播映不到十五分鐘我已呼呼進入夢鄉，生活太累了累得我已懶得再去說什麼。

唯一能說的是，告訴小女孩，世上曾有這樣的好導演留下這樣的好作品，待你長大，他們勢將為你帶來許多許多美好的觀影時光。

刁民

誓保皇后的年輕人被一些人罵作「刁民」，這兩個字，官味極濃，適足反映官方的統治思維早已銘印於人們腦海； 月照窗前，娥眉冷對，不勞林鄭局長發言動氣，自有所謂民間人士代為出頭把保皇衛士妖魔化。

刁者， 乖張也、決絕也、橫蠻也，所謂刁民，就是不服從官命而敢於違拗的升斗市民。刁民所作之抗爭， 不一定全對， 也不一定全錯，但問題是，只要一被戴上「刁民」帽子，其所發之言和所做之事即難獲得公平對待，沒人再有興趣認真思考、討論、吸納其所決決執著的理念和理想。

因此，與其說刁民二字是一個描述詞彙，毋寧說它是一種對於言論權利和行動自由的權力壓制。拋出刁民二字，等於拋出一個血滴子，欲把人頭鎖住、斫去，從此不必再睹其五官臉容。

刁民之出現，總有背景因素，中國俗語說「窮山惡水出刁民」，便是看得通透，懂得把民風地理拉在一起審視。可是，到了章回小說和戲曲劇本的作者筆下，不管是九等小官或一品狀元，總是不理三七廿一，一拍驚堂木，猛喝一句， 「大膽刁民，從實招來！」跪在堂下的老百姓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唯有不斷呼喊， 「青天大老爺，小人冤枉啊！」

在當代中國， 「刁民」遍地，只因法律不彰或有法不依，小市民只好挺身冒險維權，故在高官幹部眼中，成為刁民。今年初《大公報》上有一篇評論文章，呼籲傳媒和高官切勿亂拋刁民帽子， 精準地指出， 「在封建詞典中，與『刁民』形成『姊妹詞』的是『父母官』，都是封建官僚體制的典型概念。『官』是父母，自然比『民』大一輩， 只能孝敬， 何談服務？ 順者昌，叫『順民』；逆者亡，叫『刁民』，在封建社會天經地義。可是今天，我們搞現代化的社會主義，而且是法治化的社會主義，還能把人民當『晚輩』麼？ 鄧小平自稱『人民的兒子』，我們的幹部還能把自己當『父母』嗎？」

刁民帽子亂飛之日，封建意識復興之時。看看內地，想想香港，我們自當明明什麼是應該說與不應說了。

人民力量

碼頭清場前倒數,
梁文道大喊, 人民力量萬歲.




這又是一課「刁民教育」的好材料


皇后碼頭清場之後, 傳媒訪問「保皇衛士」, 深入了解其理念心聲; 事後, 有人投書報社, 認為此等專訪等同「為刁民立傳」, 是「助紂為虐」的「不義」之舉云云。

「刁民」? 好沉重的一頂帽子, 但不必然是一頂不好的帽子, 因為, 有些時候、有些事情, 如果多番透過所謂「和諧」手段而申訴無效, 官迫民「刁」, 往往唯有經由一些所謂「刁行」始能衝撞出一番令人意料不及的積極意義; 當把時間拉長, 當把視點拉闊, 我們往往有必要回過頭來感謝「刁民」。

我無意在此討論「是否所有刁行皆屬正確」這個抽象命題。 我想說的只是, 一、 在波瀾勃發的文化保育浪潮裡, 所謂「刁民」, 其來有自也有因; 二、 其實, 細看清楚, 此等「刁民」之所謂「刁」行也, 根本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地方。

本欄上周早已指出, 皇后碼頭絕非孤立事件, 在此之前, 從天星到灣仔, 從深水埗到舊中環, 從梅窩開發到維港填海, 年輕人皆曾發出文化保育呼聲, 希望把歷史留住、把人文留住、把記憶留住, 讓香港百年故事有根可紮; 然而, 每次努力所換來的都只是假諮詢的安撫、真拆毀的橫蠻, 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挫敗與失望, 豈不令人深覺唯有一次比一次放「刁」始可引動政府的注意和社會的覺醒? 若非這群年輕人一次又一次放「刁」, 文化保育意識豈會以此速度、以此強度進入香港人的腦海, 又豈會連林鄭月娥局長亦終於開口承諾「經濟發展不再是硬道理」?

坦白說, 假如特區高官從一開始即把文化保育理念認真對待, 假如立法議員和區議員和建築師和規劃師等等專業人士從一開始即把文化保育視為己任, 這群年輕人便既無需要也輪不到他們躺在碼頭上充當「刁民」了; 正因有人施政失智、有人監管失職, 心懷文化保育的年輕人始會做出在某些人眼中屬於「失控」的抗爭行動。 林鄭月娥在碼頭論壇當天一再強調「規劃作業於許多年前已經展開」, 表面聽來是怪責年輕人不尊重施政程序, 但又何嘗不是繞了個彎怪責昔日的規劃官員處事不當、兜了個圈嘲諷以前的專業人士監管不嚴? 「此水本自清, 是誰攪令濁」, 既然放水者眾、承擔者稀, 那就只好由年輕人挺身出來爭回那本就不應該消失的東西了。

胡適於九十年前撰文論及五四運動, 曾經心痛地指出, 「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 政治太腐敗了, 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 那末, 干涉政治的責任, 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 反轉來講, 如果在常態的社會與國家內, 國家政治, 非常清明, 且有各種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著, 那末, 青年學生, 就無需干預政治了, 政治責任, 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 我們不要忘記, 這種運動是非常的事, 是變態的社會裡不得已的事, 但是他又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 因為是不得已, 故它的發生是可以原諒的, 因為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 故這種運動是暫時不得已的救急的辦法……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 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 荒廢光陰, 來干涉糾正, 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香港特區的社會民情當然已跟五四年代大有不同, 但若把「文化保育」四字代入上文所說的「政治」一詞, 未嘗不跟胡適先生的分析邏輯有所貼近; 中老年人不知道文化保育為何物, 那就只好勞煩年輕「刁民」給他們以及整個社會來一趟機會教育了。

這便帶出本文的第二個重點: 此等「刁民」的所謂「刁」, 到底有什麼大不了? 還不就是一群可能穿著打扮得比一般人離奇、口號喊得比一般人激烈、書本讀得比一般人深奧的年輕人, 佔據空間, 唱唱跳跳, 時而告官, 時而罵官, 終而和平地被束手被警察抬進警察局? 他們有投擲汽油彈嗎? 有放火自焚嗎? 有揮拳襲警嗎? 有搬來幾個沙包和一挺機槍, 伏身在地, 大搞「皇后碼頭之春」嗎? 其所謂「刁」行, 跟世界各國文明社會所搞的許多「公民抗命」運動相比, 實在非常「溫柔恭儉讓」, 看似激進, 內裡卻仍有著太多的儒道影子; 港式「刁民抗命」, 其實非常有分有寸。
可是, 可悲的是, 此等行動終究未見容於一些傳媒人、學術人之類的社會意見領袖, 他們或利用大氣電波, 或透過文字筆墨, 總之就是找盡機會對這群年輕人多所譴責; 如同林鄭月娥, 他們沒能正面回應或支持或反駁年輕人的文化保育理念, 他們勇於去做的, 就只是一味從所謂「守法」角度出發隔空狂篤這群年輕人的背脊, 將其妖魔化、將其無賴化、將其刁民化。
我常暗想, 如果此等意見領袖當初能用相同的精力和勇氣來批評特區政府的橫蠻施政, 今天這群年輕人可能便根本不需要在碼頭捱餓抗爭了。

大家若不善忘, 「刁民」一詞在「反領匯上市事件」、「反迪士尼事件」、「反西九事件」裡早已成為一頂流行帽子, 抗爭者統統被建制者視為惡劣之徒, 但其後的發展証明, 當天的「刁民」原來都只是發出預警的控訴者, 他們的許多擔心原來都變成了事實, 有不少香港市民被其「刁」行教育了、啟蒙了, 也由此提高了對於建制黑暗的敏感度, 甚至連特區高官亦開始把某些「刁民」的「刁」見吸納於政策內, 由此令施政程序更趨於理性。
這就是說, 除了民間看重的「公民教育」、政府看重的「國民教育」, 香港其實尚有不應忽視也不應低貶的「刁民教育」, 此乃港式「三民主義」, 非常獨特。 在文明社會裡, 與其多順民或愚民, 不如多「刁民」, 正如台灣作家李敖於四十一年前所寫的<刁民歌>:
不見法律不見人,
抬頭我欲賦招魂;
世途森森非所計,
不做走狗做刁民!

絕食

誰讓年輕人選擇了絕食?
--- 兼替林鄭月娥上一課「誠信」


林鄭月娥局長兩天前到了皇后碼頭, 先出席由香港電台製作的「城市論壇」, 甫坐下, 即在開場白裡表示「很高興能夠有今天的這個溝通平台」; 兩個鐘頭後, 她再在原地參與由「本土行動」主辦的公開論壇, 繼續氣定神閒, 繼續面對責難, 繼續展現「八風吹不動」的禪定境界。
到了論壇末段, 她說的總結尾句是: 最後, 我必須回應馬家輝先生, 他指摘我在拆毀政府的誠信, 我完全不同意; 在這事情上, 政府絕對沒有失信。
因受時間所限, 我不想糾纏, 故沒回話, 而且我向來信任白紙黑字遠多於口水言說, 就且留待今天, 始作深究。

為什麼我當時起立發言指摘林鄭局長「拆毀政府的誠信」?
其實林鄭局長當日的發言表演已經是「誠信失格」的最佳範例。
林鄭局長願意前來皇后碼頭面對群眾, 本來是非常值得被尊重的問責表現, 更何況她一開始即把走入群眾之舉定位為「溝通」, 直接拉高了現場人士的期望, 令人以為她將帶來理據與誠意, 向大家說明, 跟大家討論, 讓彼此之間能夠出現多一點思考和協商的空間。 豈料, 一個鐘頭的「城市論壇」過去了, 林鄭局長所做的, 就只是一直板起臉孔強調拆毀方案之不可退讓、 反覆暗諷保育份子之「年幼無知」、 重申「米已成炊」之既成事實, 而對於現場觀眾的發問與疑惑 (可參考嶺南大學陳清僑教授所整理的「十大問題」, 見今天本報論壇版), 則只是一味迴避、漠視、沉默, 令人覺得似對空氣說話, 既無「溝」, 亦欠「通」, 徹徹底底違反了她自己設定的「溝通」基調。

尤有甚者, 接續而來的兩個鐘頭的「本土論壇」也過去了, 林鄭局長仍是再次上演她的強調、暗諷、重申, 有如一具按了replay 鍵的 DVD 播放機器, 幾乎是隻字不差、搬字過紙、每字皆準。
喔, 也不盡然。 在中午的「城市論壇」, 林鄭局長是首先發言的講者, 可是到了下午的本土論壇, 她被安排於最末時段, 所以她笑著揚眉表白, 加插了中午所缺的這一段話語: 「我沒有講稿, 我不喜歡像其他高官一樣照稿唸白, 因為我向來用心說話; 我也不介意做最後發言的人, 因為我不像其他高官一樣搶先發言, 說完就走。」

這就是說, 林鄭局長暗示, 先別計較她能否帶來充實理據和創造協商空間, 僅是她肯來、敢來, 而且願意多所逗留, 便已足讓「萬民欣慰」。

正是這種政治表演的「形式主義」令人無法不為林鄭局長的「政治誠信」掛上問號; 如果碼子的出席發言就叫做「溝通」, 請你告訴我, 什麼才叫做「溝通障礙」?
在如斯關鍵的對話場合, 根本沒有人會在乎你有沒有帶講稿在手, 更不會有人在乎你是開場抑或壓軸, 大家期待的只是實質溝通, 不迴避, 不閃躲, 實實在在地把問題和困難攤開, 然後, 誠誠懇懇地探尋答案和出路。
坦白說, 甚至連能否即場勸退三位絕食人士也不重要 (任何文明社會都有人有權選擇採取最激烈但又是最和平的方式抗爭)、能否即場感動「本土行動」的熱血人士也不重要 (任何文明都有人有權對某些價值信念做半步不讓的堅持), 真正重要的是, 身為問責局長, 你有完完全全的責任在電視全場直播的難得機緣下、在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下, 把政府拆遷方案背後的真實理據詳細說明, 再針對各方提出的疑問責難逐點澄清。 這不應是客氣的時候, 也不應是含糊的時候, 更不應是表演的時候; 這是以理服人的時候 (如果真有「理」的話), 這是教育群眾的時候 (如果你真有心去「教」的話), 這是建立高官誠信的時候 (如果還有高官重視「誠信」這種東西), 可惜的是, 林鄭局長沒有這樣做, 她選擇的終究只是「官威」而不是誠信。

然而真正令人感到痛心的倒不是林鄭局長的個人「誠信失格」。 特區政府的整體施政誠信恐怕才是重點。

先別談曾特首於競選時曾經發出「徹底解決普選」的豪語而於選上後推出寫了等於沒寫的<政改綠皮書>, 僅就文化發展和保育事宜而言, 他已經展現了多番猶豫與反覆。 在政策文件內、在施政報告裡, 曾先生當然理直氣壯地把「發展與文化並重」的宏偉概念呈諸文字與言語, 但在實際行動上, 從利東街到深水埗, 從天星到皇后, 從此到彼, 再從彼回到此, 我們看見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發展先行, 保育讓路」, 只不過, 施政操弄策略處理得一次比一次細緻精心, 對於社會批判輿論的吸納和收編也一次比一次來得積極有效。 而也許正是經歷了一次連一次的被欺騙、被拖延、被挫敗, 一些年輕人始會產生「走投無路」的強烈壓抑感, 終而選擇絕食的抗爭策略。 當面對面的「他者」愈來愈無誠信可言, 挺身抗爭的人怎能不愈來愈往自己的身體靠攏, 以身體作為武器, 向世人展現他們最堅實的意志?

說到底, 身體是人類的「第一線存活」, 對個人而言, 這畢竟是最可信賴的資源、最能被自己掌握的場域, 時代愈虛無, 身體的價值便愈重要, 差別只在於, 有人選擇用貪婪的吃喝來餵飽身體的欲求, 有人則願以身體的飢餓匱乏來燃起對抗之火, 「政治化的身體」永遠是「身體政治」的其中一個選項, 誰選誰不選, 都必有它的理由, 與其嘲諷年輕人「年幼無知」, 不如多想想誠信之必要與必需, 讓年輕人能夠信任社會裡的掌權者, 下一次, 選擇以愉快的「身體開展」取代悲情的「身體自殘」。

是的, 誠信是重要的。 說來溝通就應該溝通, 不可以迴避閃躲; 說要保育就要保育, 不可以只作環境美化。 林鄭局長去了皇后碼頭一趟, 沒能把握機會「教育」群眾, 唯有希望, 那樣的一個下午和這樣的一篇文章能夠讓她對於誠信二字產生多一點的教育效果。

P.S. 林鄭局長當天親了數次「西九已經推倒重來」。 咦, 許仕仁兩年前不是堅稱西九只是「整裝上馬」而非「推倒重來」嗎? 怎麼兩位高官前言不對後語? 是許仕仁沒誠信, 抑或林鄭月娥沒誠信?